据国外媒体报道，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开发者已经承认，他们的产品设计是为了让用户上瘾。我们是否应该果断一点，追随这些平台高管们的选择吗？还是说平台只对公众起作用？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并不像你我一样使用Facebook。据彭博社报道，这位33岁的Facebook首席执行官有一个由12名员工组成的专业团队，致力于删除他平台网页上的评论和垃圾邮件。他有一批专门帮助他撰写帖子的员工，还有专业摄影师，专门为其拍摄照片。
Facebook的锁定性意味着公众并不能在扎克伯格的Facebook时间线上看到私人帖子。不仅仅是扎克伯格，公司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正常”的Facebook信息。你不能将他们添加为好友，他们也很少公开发布信息，他们将平台建议默认公开的一些信息隐藏起来，比如你也看不到他们拥有的朋友数量。
在Twitter公司故事也是一样的。该公司九名高管的Twitter中，平均每天只有四次推文。其首席财务官Ned Segal已经在Twitter工作了六年多，每月发送的推文不到两次。共同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是相对高产一些，自该网站上线以来，他已经发送了大约23,000条，但是还不及同一时间段用户发送数量的一半。多西很少回应陌生人，也避免在网站上进行讨论或争论。他也不会直播电视节目或体育赛事。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使用”Twitter，他只是偶尔发表推文。
在整个行业中，这都是一种真实的模式。相比于很多行业都会“使用自家产品”，社交媒体平台的最忠诚用户很少会是那些掌控平台的人。
笔者是一个强迫性的社交媒体用户。自2007年4月加入Twitter以来，我已经发送了大约140,000条推文，堪称多西发送数量的6倍。我每天都会使用Instagram，Snapchat和Reddit。我有Ello，Peach和Mastodon的记录。三年前，我设法退出Facebook。我很果断地删除了我的帐户。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我不可能重复这种事情。
我曾经了解过社交网站的负责人，诧异的是他们并不理解他们自己的网站。普通用户会遇到网站错误，信息滥用或糟糕设计体验，高管们如果不使用这些网站本身就无法理解用户体验。我想知道如果他们不像普通人一样使用自己的网络平台，他们能打造最好的服务吗？
现在，我想了解的另外一件事：关于用户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在去年10月打破了沉默，在费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自己是社交媒体的“良心反对者”。
“关于构建这些应用程序的思维过程，Facebook是行业内第一个这样想的：‘我们该如何消耗用户尽可能多的时间和有意识的注意力？’因为有人喜欢或评论照片或帖子，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刺激你偶尔产生多一点的多巴胺。这会刺激你贡献更多的内容，这将让你喜欢更多的评论，”他说。
“这完全是一个社交验证反馈循环，诸如我这样的电脑极客都会想到，因为你正在利用人类心理学上的漏洞。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发明者，创造者——我，马克[扎克伯格]，Instagram的凯文·斯特罗姆……所有这些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月后，另一位社交媒体平台的反对者也加入了帕克的阵营。负责Facebook用户增长业务的前任副总裁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我们创造的短期多巴胺驱动反馈循环正在破坏整个社会的运行。没有民事话语，没有合作关系;全市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理念，”其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会议上如是指出，“这不仅仅是虚假广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正在侵蚀人们相互行为的核心基础。我可以控制我的决定，那就是我不使用（Facebook）。我可以控制我的孩子的决定，那就是不允许他们使用（Facebook）。”
帕里哈皮蒂亚的言论激怒了Facebook，以至于公司发表了一个回应，承认其过去的失败。一位公司发言人说：“当帕里哈皮蒂亚在Facebook时，我们专注于在全球建立新的社交媒体体验和拓展Facebook业务。当时的Facebook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公司，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责任也在增长。我们非常重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正在努力改善。”
几天后Facebook做了一个更有趣的举动，其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当用户没有花费足够时间的时候，Facebook确实让用户感觉不好。 Facebook的两位研究人员在回顾现有文献时说：“一般来说，当人们花很多时间被动接受信息，比如说阅读，而不是与人交流——他们之后会感觉更糟。但另一方面，积极与人交流——特别是与朋友分享信息，发帖和评论，回忆过去的互动会极大提高幸福感。”
而研究技术成瘾性的专家、《不可抗拒》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亚当·阿尔特（Alter Alter），则认为，讨论社交媒体在短时间内是让你感到高兴还是难过完全跑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上瘾。
阿尔特表示：“成瘾性的应用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此也适用于更多的普通用户。 大约有一半的成年人至少对一种行为上瘾。我们中许多人没有物质上瘾，但今天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中，有很多很难抵挡的行为，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对那些接近或者成瘾的行为有强烈的依赖。”
阿尔特认为，这种现象是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意图建立“粘性”产品的直接结果，这些产品是我们想要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的。 “这些公司开发了这种产品。特别是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正在开发这种粘性产品，目的就是为了留住用户。他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我们的在使用产品时有幸福感，而我们花在他们产品，程序和应用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并不是开发一种让人们喜欢，从而变得有利可图的产品，而是开发一种人们无法停止使用，因此变得有利可图的产品。”
“帕克和帕里哈皮蒂亚说的是，这些们从成立早期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司，都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深入用户心理，了解什么能让用户深陷其中。使用这些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感，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参与。而这正是他们明确的目标。”
帕克和帕里哈皮蒂亚并不是对现代科技习惯形成性质感到不安的少数人。正如《卫报》10月份所报道的，越来越多的编码员和设计师因此而辞职。苹果推送通知系统的发明者之一的克里斯?马塞利诺（Chris Marcellino）退出了这个行业，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著名UI工程师洛伦?布里奇（Loren Britcher）现在正花时间在新泽西州修建一所房子。很多UI设计师都改行从事其他工作。
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决定接受这些问题并加以利用。比如总部位于洛杉矶的Dopamine Labs公司提供了一个插件服务，通过其能够将应用程序个性化，提取出用户的“欢乐时光”。它承诺客户：“你的用户会渴望这个插件。他们会渴望使用你的产品。”
阿尔特说：“许多技术巨头对于自己如何使用技术非常小心，他们会限制自己的孩子使用，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孩子观看屏幕和各种应用程序的程度都有所关注。”他们往往会站起来，其中一些人甚至：“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产品，但是当你沉迷其中时，发现他们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使用同样的产品。”
上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对《卫报》说：“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侄子，我对他有一些限制。有一些行为我不会允许。我不希望他们频繁使用社交网络。”
他补充说：“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人类要确保你用它做的事情是好的。人类在开发过程中需要确保创造产品是一件好事。”
阿尔特指出，这种理念的典型例子就是库克的前任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他谈到了iPad的所有优点，然后却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它。乔布斯在iPad发布几个月之后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们没有使用它，我们限制我们的孩子在家使用各种技术产品。”
这不仅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你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探究所以，”Alter说，“比如杰克多西使用Twitter的方式，似乎他对于自己在Twitter上花了多少时间非常小心。他显然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家伙，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家伙，但是结果他可能会被其他许多事情所分心，并且能够把自己从平台上脱开来。”
“但是对于Twitter的所有用户来说并不是这样的 - 他们中的许多人说自己会上瘾。不管这是不是临床上的上瘾，但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减少使用，它正在扰乱他们的幸福。而且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对于许多Twitter用户来说，这就是一个黑洞，吸引着你，很难停止使用该程序。”
这也是我对Twitter的感觉。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少时间都在无谓地盯着手机屏幕，我删除了133,000条推文，目的是为了减少我使用Twitter的频率。我从手机和电脑上删除了应用程序，强制通过网络浏览器进行任何交互。
成为一个保护孩子远离技术的父母远离是一回事。自己抛却技术产品生活是另一回事。科技公司击败了成千上万世界上最聪明人们的共同努力，每天都在向用户灌输一种渴望打开他们的应用程序的冲动。
自由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凯文霍斯（Kevin Holesh）是那些试图减少使用时间的人之一。他写了一个Moment的程序，记录自己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每天都是三个多小时。霍斯的数据足以为改变提供动力。 “一旦有了这些数据，本身就帮我少用了我的手机。我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几步，但是我知道只是看到这个数字本身就是战斗胜利的一半。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改变了我的方法......我每天只是在浪费时间。”
霍斯最终从他的手机中删除了所有的社交网络和他的工作电子邮件帐户。 “这是最能帮助我的一步，根也就是本无法访问。我发现我用更老的方法能做得更好。”
阿尔特表示，意志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帮助。但是，最终上瘾往往是难以单独打破的。
“20年后，我们可能会回顾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并说：‘看，他们与以前的其他人类有社会的不同，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许我们当时的确需要来规范这些行为’，或者我们可能会回过头来说：‘我不知道为何要大惊小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担心。’我认为让人们去自发改变他们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不能在社交媒体使用上减少时间，你可以尝试跟随扎克伯格的榜样，并雇佣一个12人的团队为你做。 它可能并不像删除Facebook一样简单，但可能更容易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