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说，下一步还要采取推动“互联网+”的许多新举措，比如过去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总是到海外上市，现在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完善境内上市的制度措施，欢迎他们回归A股，同时要为境内的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创造更加有利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李克强指出，“‘互联网+’作为新事物，它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能够行稳致远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世界科技革命新一轮浪潮中成功挂上了“互联网+”这个风帆。
“互联网+”叠加“智能+”带来红利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要趋利避害，对‘互联网+’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凸显了我国鼓励科技创新的魄力。”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英认为，“互联网+”不仅培育了新动能，开发了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动力，而且通过“互联网+”模式，还改造提升了传统动能和传统产业，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消费成为发展主动力，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朱振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提出之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进入了新时代，这次总理又提出‘智能+’，无疑也会给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不可忽视的红利，尤其是和金融、医疗等传统产业的融合，想象力很大。但相比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红利的影响有限，一是应用范围没那么广，二是应用阶段相对还比较初级，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应该以长期价值投资的视角来谨慎看待。
财富证券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赵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仍然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这既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充分与新经济需求实现有效衔接。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支持包括"互联网+"等在内的新经济、新业态的企业发展。
赵欢表示，“互联网+企业”主要在于凭借其独有的核心技术或颠覆性的商业模式，深入挖掘新经济中的巨大机遇。“互联网+”企业回归上市，有助于提高A股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有利于形成融资和投资良性共赢的态势，引领未来投资者对价值成长的投资热潮。
推动CDR落地有三大意义
“总理对互联网企业的表态意味着‘独角兽’的回归速度会加快。”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互联网企业回国内上市将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保证原有公司的框架和股东不发生改变，同时，也能让国内投资者享受到互联网发展的红利，这也是非常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一种回归方式；二是可以通过在当地退市，通过IPO的方式回归A股；三是通过借壳的方式回归A股，例如：360的回归。
对此，国信证券发展研究总部研究员杨高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CDR是解决两地的法律、两地监管的有效措施。他认为，CDR应该会很快落地，有三大意义：
一是大力推进新经济，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特征，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新经济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
二是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CDR的推出是中国融资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未来CDR的企业范围也将从服务科技股回归逐渐扩展到境外优质企业。存托凭证市场发展有助推动国内外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丰富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增加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提升中介机构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三是为投资者分享中国新经济企业红利开辟新渠道。由于历史原因，一些代表中国新经济的科技股并没有在A股上市。以互联网企业为例，从第一家于1999年海外上市的中华网算起，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道路已经走了近20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如同高速铁路般迅猛，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代表了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动能的新动力。然而中国互联网各个细分领域的巨头公司基本上都没有在A股市场上市，因此，通过CDR形式让科技股特别是独角兽企业回归，让A股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优质公司的股票，分享这些企业成长的成果。
“独角兽”回归A股要以稳为基调
“能回归A股的互联网企业一定是优质的企业，龙头企业，不会大批量回来。”李大霄表示。
杨高宇也认为，“从市场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监管层不会大开闸门，而是有节奏地稳妥推进。”
此外，李大霄提醒说，投资创新型蓝筹公司时，最佳的买入点不是在它上市的时候，而应该是初创期或者在它被市场冷淡之后。对于这些企业一定不要追高，高估值必然蕴含高风险。
朱振鑫强调，对互联网企业独角兽的政策要慎重，任何一条政策都不能违背资本市场的初心：一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让优质企业上市，三是让投资者享受优质企业的投资价值。
“让独角兽回归A股没有错，关键是用什么方式，应该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标准，让市场机构来选择、来定价，监管者需要做的不是过多的表示对企业的看法，而是一方面管好中介机构，让中介机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对投资者提示风险。”朱振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