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 连于右任先生都曾主张“挖坏人的墓”
罗宏才教授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于考古还很不理解。围绕该不该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在徐旭生和戴季陶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全国范围内曾发生了“疑古”、“信古”两派意见之间激烈论战，钱玄同、王国维、鲁迅等都曾参与了这场论战，这场论战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对于选择考古发掘的对象，时人甚至连于右任先生也主张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挖“坏人”的墓，这个“坏人”就是秦始皇。当然，这个提议未被采纳。
据《陕西考古会史》载，1933年2月，徐旭生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赴陕筹建北平研究院驻陕分院。来陕后，他一面积极开展古迹调查工作，一面广泛与陕西省政府部分要员及各界名流频繁接触，竭力宣扬在陕筹建分院的好处。然而由于陕西士绅普遍反对由北平研究院独家在陕设立分院，陕西省政府就考古会的归属、机构设置、工作程序、经费来源等一系列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纷争，在徐旭生等人与张扶万等多次商议后，陕西考古会才于1934年在西安新城省府大楼内宣告成立。
徐旭生先生日记手稿 家人无偿捐赠陕西考古博物馆
尽管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徐旭生先生都应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徐旭生并未被大众所知晓。不过幸运的是，罗宏才教授花二十余年调查研究写就了心血之作《陕西考古会史》，并凭着满身情怀，断断续续耗费二十余年心力，搜集、整理徐旭生先生相关的所有资料，抢救性的发现了徐旭生先生的考古日记，将徐旭生先生的考古日记整理、注释并出版。
目前，日记手稿已经由徐旭生先生的家人无偿捐赠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在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日记的整理注释本《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书中特意附加了首次刊布的徐旭生先生相关的珍贵照片。（马虎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