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副研究员张于喆博士（资料图片）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公告，7 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公司销售电子技术、通讯元件、相关软件。此次制裁中兴，导致美中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必然对中兴通讯本身及产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为更好把握未来，有必要对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影响进行冷静思考与总结，并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为此，我们必须少一点妄自菲薄、少一点群情激愤、少一点虚火上升，多一点道路自信、多一点理性务实、多一点久久为功。

一、少一点妄自菲薄，多一点道路自信

中兴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责怪中兴“没有掌控供应链，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并进而指出“所谓的‘高科技’，更像是纸糊的风筝，徒有其表，稍有风雨，直线坠落”。我们认为，事实上的差距确实存在，也折射出我国的“缺芯”之痛，但是面对芯片技术差距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对我国高科技发展丧失信心，毕竟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明显成效。

第一，从企业自身看，中兴公司并非如媒体所说缺乏核心技术能力，只是缺乏“顶级核心技术”能力，而这种能力，单靠企业自身是很难集聚的。中兴公司经过短短30年发展，2017年营收规模、总市值都超过10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30%份额，在全球市场占有10%份额，已成为世界一流的供应商。多年来，中兴公司一直坚持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一直在10%左右，2017年研发投入129.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的11.9%；连续多年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前三，2017年中兴公司以2965件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二，累计拥有6.9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已授权专利资产超过3万件。尤其在5G领域，中兴公司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先锋”，已掌握5G端到端产品技术，在5G方面拥有的全球专利超过1700件，处于业界领先位置。因此，一味指责中兴缺乏核心技术能力，显然有失公允。特别是，对企业而言，无论自身实力多么强大，在面对国家政权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制裁时，可能都会“不堪一击”。

表1   2008—2017年中兴公司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中兴公司年报及相关资料。

第二，从行业发展看，我国集成电路行业整体也并非“弱不禁风”。尽管我国集成电路行业起步比较晚，与先发国家（地区）的优势企业相比，在技术制程等综合实力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但是我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增速最快、最为活跃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市场，已成为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我国开始在自主可控生态链上发力，初步形成了“单点突破”的局面。在封装测试领域，长电科技、华天科技和晶方科技等企业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规模上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在2.5D和3D、系统级封装（SiP）等先进封装技术方面，也提前布局进行研发。在设计领域，海思与紫光展锐已经进入全球设计行业前十，此外北京豪威、中兴微电子、华大半导体、智芯微、汇顶科技等也进入前50。在晶圆制造领域，2017年中芯国际28nm制程进入量产。因此，在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的同时，也要正视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取得的成就，毕竟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因高度复杂性，而具有先发者“强者恒强”“赢者通吃”的特性。

二、少一点群情激愤，多一点理性务实

中兴事件发生后，存在着一些“群情激愤”的错误倾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角度的观点。一是在正视自身问题方面，中兴回避自身错误，刻意利用民族主义转移问题焦点。如中兴公司负责人表示“有13亿人民的支持，我们决不放弃，中兴公司的旗帜，将永远飘扬。”二是在产业发展道路的抉择方面，因为“技术封锁中国，其实是天大的好事”，为此更要以中兴事件为契机，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搞创新而无需开放合作，即“凡是西方人在技术上支持我们跟我们合作的产业，我们都沦陷了。”三是在产业发展举措方面，提出要“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即，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很符合当前的舆论生态，听上去很美，但细思极恐，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

首先，从企业自身看，中兴公司确有不当行为，应及时反思和矫正，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规范。具体而言，中兴受到禁令的原因在于，公司确实违反了与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签署的和解协议并做了虚假陈述，充分暴露了中兴公司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重大缺陷。对比80年代的“日本东芝事件”，可以看出美国这次对中兴的制裁，背后真实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在中美贸易谈判时增加筹码、给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压中国科技创新崛起，以及可以与正面美国竞争的中国科技企业为此，中兴公司更应拿出国际化企业的风范，参照“日本东芝事件”的做法，勇于认错，并遵循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尽量用美国人的方式解决面对美国的问题，“化危为机”，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其次，从行业发展看，我国集成电路外向度依存很高，发展道路上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发展不切实际，应继续秉承开放包容态度，以开放式创新寻求突破。一方面，我国集成电路的自给率不高，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依存度会持续维持高位。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依赖国外的先进制造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等。例如，在集成电路装备领域，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几家集成电路装备企业基本形成寡头垄断，但目前国家对于光刻机技术的布局在投影物镜、激光器和传感器等光学系统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同时，“核心技术”也是分层分级的，内核的核心技术不仅需要自身技术过硬，而且也需要依靠外围的“核心技术”支持。因此，虽然“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也非常重要，而且独立精神更是必不可少；但是，短期内完全依靠独立自主发展集成电路，以期摆脱美国的技术封锁并实现追赶超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为此，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特别是，要通过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合作环境，进一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另一方面，从国际创新发展趋势看，创新组织呈现网络化、专业化，创新链条上各环节并不一定在一个企业和一个地区内完成，往往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整合创新要素；同时，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空前活跃。因此，只有继续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着力在开放合作上下功夫，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学习、掌握和适应全球生态式合作的要旨，才能在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实现自主创新，共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一要不断拓展现有双边、多边对话机制，丰富和深化中英、中欧、中日、中俄、中法、中瑞、中以的创新对话机制，根据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落实双（多）边重要共识和承诺，谋划建立双（多）边“创新基金”，支持双（多）边技术创新与成果的国际转移转化合作，完善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政府间科技合作布局。二要在形式上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参照WTO的相关制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与国际接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三要从确定学习标杆和主要对手且通过逐渐实现关键部件和技术替代起步，并在“性价比”竞争和差异化创新的基础上，不断追赶超越不同阶段的业界最佳水平，最终实现产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此外，国内产业合作生态的培育至关重要，如果拥有这样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生态圈，内外部一起成长起来，就一定是可持续的；正所谓“如果想快点走，一个人走，但如果想走很远，就要跟大家一起。”以美国为例，既有IBM、英特尔、谷歌等科技巨头，也有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博通、AMD等芯片巨头，还有不少发展良好的中等规模公司和活跃的初创企业。为此，一方面要建立崇尚并奖励协同合作的基础架构，通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实现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合作”的转变，提升创新效率和绩效，从而最大化实现协同合作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定要制定长远规划和具体方案，要建立共生分享的模式，分层次、分步骤地培育国内相关配套企业，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

最后，在集成电路产业的具体发展策略上，既要充分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又要在具体举措上合理施策。集成电路产业和“两弹一星”具有不同的产业技术特点，一是“两弹一星”更多是解决从0到1的问题，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更多是要解决从1到100的问题；二是，集成电路产业具有技术进步周期速度快、大者恒大的特点，需要持续性高投入和较强的市场反应速度。例如，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以直接资助企业研发支出或者通过军事采购项目的形式间接支付新技术开发风险和成本的方式支持了行业的技术开发；19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直接资助占美国半导体行业研发支出的比例高达25%，以降低半导体企业技术开发的成本，1960年代的军事采购又确保了充足的市场需求，以降低半导体企业市场开发的风险。2017年1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AST）更是在《向总统报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它是基于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因为考虑到国防安全等问题，当中有一部分的技术是处于高度限制的状态。这个产业也是政府高度关注的产业。但后来随着市场力量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有些规则似乎被打破，在面对这个新的挑战，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一些回应保证国内的产业”。

因此，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不是要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而是必须认识到“两弹一星”的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集成电路行业领域，仔细考虑如何借助“有形的手”的力量，让“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出成效的问题。对于后发国家的中国而言，为了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必须要面对长期处于领先和垄断地位造成的技术发展路径锁定、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利益固化、用户选择空间狭小、先发者的“赢者通吃”等重大难题。为此，对于技术进步周期变革速度相对较快的复杂产品，更多需要的是在满足稳定性、可靠性等市场诉求中的不断试错、迭代改进能力，更多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生态；特别是，后发者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后发劣势很难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获得快速发展，而必须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在保证稳定性、可靠性前提下的功能和实用性提升。因而，我国应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在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基础上，努力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因势利导有机结合起来，要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聚焦重点方向，以弥补产业研发投入的不足、获得足够的市场，使产品在不断迭代中提高技术和质量，从而逐渐达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最终提高成功可能性成为必然之举。

一是在职能定位上，政府“不该管的要放手，该管的要管好”，应把政府引导支持和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结合。对政府而言，一要简政放权，将诸如对技术选择等自身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做不到也做不好的事情更多交给市场或社会，让诸如行业协会等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有偿提供，将政府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提高政府服务管理透明度并更好地肩负起宏观调控、监督等职责。二要避免行政化定项目、分资金，不是通过“相马”将资金投给某几家指定企业；而是确定支持的基本规则和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通过“赛马”将资金分给优胜者。三要不断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真正做到“事前有规划、事后有评估”，并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以加强对失信者的惩戒；明确扶持政策的时间和退出的条件，要明确实行暂时和有条件的保护是为了让企业拥有自力更生的技术能力和从根本上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二是在治理方式上，政府对芯片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宜粗不宜细。一要本着“布局一代、研究一代、产业化一代”的原则，扶持而不是指挥重大技术及其发展方向，即政府应支持所有类别芯片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而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确定具体的技术方向；同时避免企业垄断并绑架政府科研资源。二要理智认识到，芯片的研发需要不断试错，因而需要在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公共部门树立风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试验的必要性和失败的难以避免性；必须对科技前沿的不同技术方向进行大胆探索，不怕失败，甚至不惜大胆试错。同时，通过优先发展重视领域、寻求技术验证机和样机，逐个项目、逐个案例地管理创新，要建立快速甄别不会取得成功的工作，将失败控制在较早阶段、从而减小代价。三要强化对产业组织新生态的营造和培育，应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平台的演变、迭代，促进以科技要素资源整合为核心的形态快速增长，同时满足对接行业内领军企业、帮助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这两大核心需求，最终通过创新平台的构建，向市场主体、市场活动提供技术赋能、组织赋能和管理赋能的产业公共服务体系，并推动“社群经济”的形成，确保客户与企业的零距离沟通并同用户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形成开放的、多元的、网状分工的、相互合作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

三是在策略方法上，政府的支持应“聚焦”企业研发投入并长期持续投资。即政府应将支持的重点放在企业，突出企业的主导作用，同时，需要持续、长期的支持，并加大企业和研究所及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一方面，政府需要整合政出多门的专项资金，杜绝一题多报、重复资助等现象，强化资金监管，集中财力支持以企业为主的“重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通过调整扶持条件，让扶持资金更加聚焦在核心项目和有一定影响力和自主品牌的重点企业，以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分散扶持。

四是在需求管理上，应重视“种子用户（示范户）”的培育和发展。要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要立足长远利益而积极培育市场，变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进而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良性发展。所谓“种子用户”，是那些最初使用并高度认可且能引导大众用户积极使用集成电路相关产品的用户；按美国学者E.M.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即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要让“种子用户”真正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的关键，以避免产品“实现了零的突破，却发现无人问津”的尴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在仔细考虑“种子用户”拥有相关产品意愿、支付能力和应用机会的基础上，积极挑选、培育和有效管理“种子用户”以使其价值最大化；还必须了解“种子用户”是如何影响大众用户的传导机制以使其能最大限度地撬动大众用户。因此，必须要瞄准那些对普通大众有示范性、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高势能人群，利用对高势能人群的洞察以提升客户体验；选择适当的领域和合适的地区，借助高势能地区、领域的影响，顺势而为，以逐步扩大内需市场。

三、少一点虚火上升，多一点久久为功

中兴事件充分体现出各方的浮躁。一是部分媒体盲目浮夸、自以为是。每当我国在某一领域取得一点成绩后，就大肆鼓吹，网上便涌起“秒杀美国”“西方吓尿了”的豪言壮语。如《王炸！国家突然宣布一个大消息！巨头们彻夜无眠！》《此人突然回国，美国慌了，日本傻眼，世界惊呆》等报道，这种违反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做法，误导了公众，更是授人以口实。二是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阶段特征谈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很多人开始沉醉40年的“经济奇迹”，藐视西方的低速发展。很多国人看到西方陈旧的道路和地铁时，便认为：美国在衰落，日本在衰落，欧洲在衰落。

一方面，要正视我国差距，选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同时应避免过度宣传，少说多做，以避免引起发达国家的猜忌和打压。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形势看，尽管我国产业创新水平已经从全面跟踪和追赶转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以“跟跑”为主。从国家间创新投入强度对比看，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与以色列（4.25%，2016年）、韩国（4.23%，2016年）、日本（3.49%，2016年）等创新型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对比看，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仅为0.94%，与发达国家重点企业3-5%的研发投入强度相比差距明显。从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重看，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5.3%，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15%至25%的占比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总体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创新投入的差距仍然很大，短时期内也很难提升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而且，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新发现、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创新范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可能会延缓追赶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日常不断努力的积累，而非一日之功；是个旅程，而非一个目标；是个马拉松，而非短跑；是个过程，而非结果。

为此，我们认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创新发展差距，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挑战骤增的背景下，更需聚焦当前制约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找准方向，保持耐力和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首先，注重在战略层面加强统筹，继续发挥国家战略规划的引导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实施，从国家层面将战略资源集中到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同时尽可能不给他国留下太多控诉的把柄。特别是，产业政策中技术研发支持、金融机构的产业扶持、进口替代补贴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表现之一，不能因接受西方国家无理指责而自废武功，而应更多研究、模仿、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做法却无需高调议论宣传。其次，应“少说多做”或“做而不说”，针对需要久久为功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我们至少做到“少说多做”，甚至“做而不说”，而不能“说得多，其实根本做得没有那么多”，避免因过度炒作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而不利于行业发展。特别是，要针对相关领域的一些不实报道，应建立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加大信用惩戒力度，营造服务好创新发展的舆论环境。

图2  我国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基本情况统计（2000-2016）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

另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必须持续性不间断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并持续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特别是，对于集成电路产业而言，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赶超需要集中资源，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和协调问题，仅靠市场无法完成，需要与步步有效、且有明确目标的政府相结合，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而且，中美之间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为此，我们认为，必须既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以时间换空间，在消耗中实现新裂变；又要继续加大财政持续投入以培育产业创新生态。一要改善研发环境并持续投入，防止“时间压缩不经济”，即将巨大人力、财力压缩投入到一个较短时期，产生的效果不如分散投入到一段较长时期。二要瞄准重点发展领域重新配置资源，原则主要包括：一方面，资源再分配的依据是判断未来的增长领域而非现在的增长领域，即着眼未来；另一方面，应当使用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以纠正过往资源配置不当的现象，即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逐项审议开支的标准和依据是否合理，而非根据上年预算逐年增加，以防“沉没成本陷阱”。当然，推动类似集成电路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可能会在短期内给财政带来更重的负担，这将会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助推发展过程。同时，要以“开放、协同、融合、共享、共治”的理念，构建包括贸易平台、物流平台、金融平台、信息平台等在内的重点产业综合服务平台，积极培育“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业化运作”的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新模式，提供价值链的整合能力、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的优化能力，打造利益相关者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及生产配置优化，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作者简介：

张于喆——博士，副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高技术产业研究室副主任，走向智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威----博士，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