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郑伟彬
智慧城市建设，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同时也需要城市居民的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关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现实中所有的因素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一项政策的决定都将影响每一位城市居民的生活。
数据让公众获得参与城市治理的权利
因此，公众绝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旁观者。但公众如何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呢？答案还是在数据之中。
在中国香港，政府打造智慧城市的七项技术，就包括数据仪表板。香港特区政府采用开放式数据概念，并不断发布更多数据供开发人员使用。
今年晚些时候，这个基于网络的仪表板还将进一步提供给香港居民，展示诸如停车场可用性，天气数据和交通信息等内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希腊雅典，政府则更进一步，打造了实现城市居民与市政当局之间的沟通平台，整体上提升了解决城市问题的效率与质量。
这个启动于2018年10月、基于云的公民参与平台，允许雅典市民和游客借助应用程序等，轻松提交他们在城市遇到的问题，表达他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将实时同步更新。
由此，该平台将不仅仅只是一个反映城市日常问题的工具，同时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了新型的市民关系，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在运营的5个月里，该程序帮助公众解决了22500个请求，同时向公民发送了8500条短信和2500条推送通知，节省了720个工时，同时将呼叫中心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将效率提高了25%。
在雅典的案例中，通过数据和智能设备，公众获得了参与城市治理的权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而言，借助于这样的数据、信息，能更快更有效率地解决公众的关注的问题，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增加了公众的满意度、政府办事的透明率。
智慧城市3.0：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平台
这种公众得以充分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可以视为智慧城市较高级的阶段。相较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期，很多基础设施的更新或建设，都依赖于政府自身。这可以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1.0阶段。
在这一阶段之后，也就是智慧城市2.0阶段，政府则开始持续性地将各项工作数字化、网络化，提供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让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与服务建立起连接，将城市“孪生化”——在虚拟世界里打造出与现实世界对应的城市模型。类似这样的数字工具将是强有力的工具。
仅仅这样并不足够，这并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灵魂，而是大规模的技术官僚工作的现代形式，并且也离智慧城市的核心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场景之下，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的大结构中是隐身的，匿名的。如何让城市公众更好地参加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成为在此后阶段的重点。换句话说，智慧城市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公民智慧城市”，也即是智慧城市3.0阶段。
设想一下，根据2017年数据，东京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规模达到4200万人。根据预测，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张到7000万人。管理这样庞大的城市，将会是何等的困难。政府领导者除了需要更多的技术工具之外，让城市居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自我管理能力，或参与城市管理会是另一种解决方法。上述雅典案例中的应用程序、数字仪表盘、数字地图等工具，都是让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有力工具。
城市需要数据共享，但需要共享的绝不仅仅止步于硬件与城市的连接，同样也需要人与城市的连接，需要在公民、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连接。在这样的阶段，城市本身就是公民、企业与政府等不同机构群体互动的平台，合作的平台，共同创造、创新的平台。
“公民智慧城市”绝非城市领导者角色的消失
而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城市的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不应该把自己当作城市官僚主义的管理者，而是城市社区共同的建设者。这样将更有助于城市领导者与市民之间建立、培养起信任、和谐的关系。
当然，在这样的关系中绝非意味着城市领导者作用的消失，相反城市的领导者需要成为公民中心的强者，为城市的智慧化方向确定目标，为城市公民提供其期望的服务和体验，同时促进城市各个行政部门间的合作，并让这些部门向公众开放大门，与之对话。这对城市的领导者而言，绝非轻易的事。
部门间各自为政是很多城市在打通数据、共享数据阶段就常常不得不面对的障碍与难题。在以数据为驱动的治理模式中，需要政府人员由过去传统的经验与规章办事的风格中，转向以数据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挑战。最后，在以城市公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推动各政府职能部门与公民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同样也会是个巨大的难题。总之，这都将有赖于城市领导者的思维与角色转变。
在此之外，由于上述许多应用程序、数字工具都是基于具备数字化能力的人群，对于缺乏数字化能力的人，如老年人、残疾人等，则可能因为“数字鸿沟”而无法成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这也是城市领导者所需要考虑的。
□郑伟彬（新京报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