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中的“智能”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的智能，但作为一种隐喻，目前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即认为人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使某种人工设备表现出类似于人的智能的现象或行为，即创造出某种人工的设备来完成那些类似于需要人的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因其具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引起了人们无穷无尽的联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对它可能失控即反过来统治支配人的种种恐惧与担忧。
如果引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借鉴人类对另一种技术——人工体能——所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心路历程，来理解和释怀我们今天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种种感受，从而寻获一种更为合理与开通的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
一
“人工体能”也是一种隐喻性的提法，它和人工智能一样，都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人工能力”。我们知道，人不仅有借助自己身体形成的“自然能力”或“自身能力”，而且能通过自己制造和使用工具来延长或增强自身的能力，这一部分由人借用技术（如机器）来人工地从身体之外获得的能力，可称之为“人工能力”。人工智能显然就是这里所说的人工能力之一，而比人工智能出现得更早的一种人工能力是“人工体能”，它的“人文效应史”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为我们今天对人工智能进行评价和理解提供参照。
带有发动机的机器是人工体能技术的典型代表，因为发动机就是将人身之外的自然力转化为推动机器运转的“人工动力”，使得机器不再像手工工具那样只能靠人的肌肉提供动力。人工体能技术带来的“动力革命”意义重大，从此人类进入了主要依靠人工体能的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人工体能技术在刚刚出现时，也引起了震动效应，无论从心理感受上，还是从支配与被支配的认知上，都有类似于今天人们面对人工智能时的反应，这样的感受和认知被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描述过。如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将机器时代描述为“野蛮的新纪元”，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则将机器的出现与“西方的没落”联系在一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是将以大机器为代表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归结为“座架”，马克思则分析了工人在巨大的机器及其“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的“魔力”面前所感到的“渺小”，当然马克思的重点是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造成许多负面效应的根源。
二
可以说，今天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所形成的种种恐惧，也十分类似于当初人们面对机器时的上述感受，无非是形成的说法更加多样化，诸如“奇点说”，或视人工智能为人类的“终结者”，此外还有“养虎为患说”“强弱易位说”“稍有不慎满盘皆输说”“AI将是人类的最后发明说”，等等。
之所以存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主要在于人们担心它在未来水平和“能力”提升后会超出人的控制，当“人的智能”不如“人工智能”时，人就无法再驾驭和支配人工智能。这里且不说人工智能即使在高级阶段是否能具备真正的“智能”，即使真的具备了超过人的智能，就像目前的智能计算机在记忆、计算和图像识别能力上已经远超于人，但我们并未感到失去了对人工智能的支配。再借鉴人的体力和人工体力的关系来看，各种机械装置的“体能”早就远超于人的体力，但人类并未因此认为从总体上已经不能支配人工体能技术了，更不会出现在机器使用的初级阶段那样去捣毁机器的情况了，也不会提出弃绝一切机器回到手工时代的主张。可以说经历了初期的那些对机器的恐惧性感受和认知后，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对于人工体能技术的态度日趋理性和冷静，这无疑也是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中我们有可能再度经历的认知提升。
将来当人的一切工具性职能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之后，人专司于如何使用和支配各种人工智能器具，甚至对人工智能的哪些功能需要开发哪些功能不需要开发抑或限制开发甚至禁止开发，将会达成透彻而成熟的认知，从而将“失控”的风险降到最低。人和智能机器的这种新的分工，正是保证无论多高端的人工智能器具都将受制于人的基础。人类的主体意识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和在人工体能时代一样，必将延续和发挥下去。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理解“控制”的问题，控制绝不是一点失控现象也不发生，而是总体上的被人类所掌控。这里也存在对两者评价的对称性问题：当我们担心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会不会集体失控时，可想象一下那些由人工体能技术驱动的飞机、火车会不会集体失控？从更大的视野看，人工体能和人工智能都是人工的技术，它们是否失控的问题，也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
三
这种意识无疑需要从专门的视角加以“深度挖掘”才会形成。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直接认知来看，机器这样的人工体能技术的使用给人带来更多的还是有利的效用，以至于不使用机器这样的人工体能技术，我们的许多主体性目标就不能实现，如我们就不可能有机械化作业的高效率，就不会有机动化交通工具的高速度，我们的物产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丰厚，我们能亲身游历的空间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广阔。这里的关键是人对技术的“支配”地位是否在终极意义上得以保持。在机器作为人工体能技术被使用时，由于机器运转的刚性需要（其机械性连续运转等特性），使得人要在适应机器特点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机器，如机器运转时人就需要跟随机器做相应的操作活动，机器才能为人生产出他所想要的产品，在直接性上就表现为机器对人的形式上的“支配”；而在最终目的上，还是人利用了机器，而非机器利用了人；或者从总体上说，人工体能技术是工具和手段，人的需要才是目的。因此从这种“日常认知”中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人对机器的控制，而不会认为是机器支配着人，否则谁还愿意使用机器？谁还乐意坐车乘机去旅行？这种“日常见解”或许比某些“深层的”哲学见解更能代表人工体能技术与人的关系的现状，从而更能作为技术决策的根据。
甚至从刚性的操作上，人工智能时代人对技术的支配力还具有比对人工体能技术的支配力更强的一面。例如由于人工智能对机器可以实行自动控制，人就不必再固守在机器一旁，从而摆脱了跟随机器的运动进行操作的被动性，对人尤其是对直接劳动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新的解放，一种使人更加自由的模式。
如果技术的人文效果是社会建构的话，那么人群中绝大多数的技术使用者才是建构技术效果即形成价值评价的决定性力量，当他们从先进技术的使用中获得好处时，他们对技术的赞同对于技术发展前景才更具有意义。所以，从这样的视角去看，人工智能未来的命运不会由少数悲观的“预言家”来决定，当其有效合理的应用确能给公众带来实在的好处时，如同今天的人工体能技术已经做到的那样，人工智能的发展就会获得一种来自社会需要的强大推动。说到底，人类创造的技术之于人的终极效应，取决于人自己，只要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理性的，我们就不用担心人造物（包括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那一天会到来。
（作者：肖峰，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