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沈建光/文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越发复杂多变，提振内需在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对于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提高投资边际收益以及保持就业市场稳定等均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2016年以来中国高层逐步确立将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方向。在此背景下，我们利用京东大数据对当前中国都市圈的人口迁移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梳理分析，以期能够为中国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乃至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及建议。
中国城镇化方向的改变：从“小城镇”到“都市圈”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城镇化进程都经历过快速发展（城镇化率达到70%之前）阶段，且表现出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特征。例如，美国人口在城镇化中后期明显向都市圈集聚，超过70%居住于全美11个大都市圈范围内，与之相对应，全国逾70%的工作岗位也都位于这些大都市圈。日本亦不例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人口持续向东京聚集，至今东京都市圈范围内总人口多达4000万，占全国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中国来看，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同样快速推进。截止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较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当然，和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认为，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才会进入缓慢增长期，中国城镇化尚且孕育着巨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镇化道路方面，过去十几年一直存在争议，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战略长期重视以中小城镇核心，控制大城市人口。但自2013年开始，长期主导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化战略开始退出，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人口逐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中，新型城镇化战略突出强调以大城市引领的城市集群模式，同时亦从人口、土地、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给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配套，支持城市集群的发展。
例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提及全面放开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涉及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诸多方面；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深化“人地钱挂钩”等配套政策，并强调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中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指标等等。
我们认为，发展城市集群的战略确立，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相符，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市场化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图表 1 中国城镇化率仍然低于国际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京东数字科技
图表2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关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京东数字科技
大数据描绘中国都市圈人口迁移实景
当然，尽管人口迁移以及城镇化研究对于宏观经济决策十分关键，但传统的人口迁移情况分析主要是依靠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各大城市和地区的流动人口报告中获取人口流动数据，上述数据虽然样本覆盖面较广，但在数据时效性、统计准确性方面存在缺陷，亦难以对人口流动人群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继而对于政策指导意义受到限制。
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4G手机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近年来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人口实时迁移的位置数据、以及移动通讯总量数据就人口迁移进行的大数据分析日益丰富，为精细和准确掌握人口流动基础信息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我们基于京东大数据运算方法，得到了一些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新发现，以下以中国城市群情况为例共享一些观察，以期对现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分析框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补充。
1）中心城市的“逆城镇化”
从总量来看，我们发现，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变化在2018年有所差异。2018年国家统计局显示，一线城市中，仅有北京是人口净流出，上海、深圳、广州均为人口净流入有所区别，而基于大数据观察到的情况，2018年一线城市的人口迁移均呈现净流出态势。
在我们看来，造成上述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两类数据的统计对象与统计方法有所区别。统计局数据大多基于对城镇住户的抽样调查，抽样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对流动人口的覆盖面有限，导致抽样存在偏差，这使得即便是同样是官方数据，但各地也经常报出基于社会保障部门与统计部门得出的城市人口流动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同时，官方调查结果相对周期较长，对即时性的变化不如大数据反应的灵敏。而基于京东大数据算法计算而得的人口迁移数据，虽然可以全面和灵活地反映人口迁移情况，但基于京东客户群体的典型性特征，高线级市与高收入消费群体方面的人口变动更容易被捕捉到。
但从趋势来看，不难发现京东的大数据和统计局的数据亦有相似之处，即统计局数据亦显示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然放缓，甚至净流出的事实。例如，2018年上海虽然人口净流入5.45万人，但近年来常住人口的变化已经非常小，2017年已出现了小幅人口净流出。同时，广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亦在2018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一线城市除北京2018年常住人口减少16.5万以外，其他城市虽然人口净流入，但增速已经减缓。
图表3 基于常住人口统计的一线城市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京东数字科技
图表 4 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一线城市人口迁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京东数字科技
2、 中国都市圈的悄然形成
即便一线城市出现逆城镇化现象，但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也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尤为明显。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图表5 上海迁入与迁出的前五位城市中，除北京以外，以上海周边城市为主
资料来源：京东数字科技
图表 6 广州迁入和迁出的前十名中，除北京之外，其他九大城市均是周边城市
资料来源：京东数字科技
图表 7 深圳迁入和迁出的前十名中，珠三角城市排名靠前
资料来源：京东数字科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观察到虽然当前中国一线城市出现了人口流出的特征，但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都市圈已悄然形成。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个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人口总量的六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八成。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集聚趋势的日益明显，承载人口、产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与都市圈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经济增长激发新动力。
（作者系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封宁、张明明对本文亦有贡献）
